内容提要：《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教育。中国古代的文学文本原是教育读本。20世纪20年代，在胡适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经典白话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中学课程，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成长。时隔百年，教育部明确要求让“阅读整本书”进中学课程，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也是养成中学生正确“三观”的现实需要。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当携手共进，研究并推动“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有效实施。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是近几年语文教育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关于“整本书阅读”的理念内涵，笔者曾提出这样的观点：“‘整’者，完整、整体之谓也；‘书’者，书籍，装订成册的著作。‘整本书’阅读，自然是要完整地阅读一本书，并作整体性的理解接受”，“‘整本书’的‘整’，突出的是阅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否定的是阅读的片段性和片面性”，“‘阅读’的对象是‘书’，而不是影视剧或其他”[1]。这么说，不是要否定影视剧或其他形式的再创作文本，而是针对基于高中语文新《课标》18个任务群之首设置的“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这一特定目标所作的概念梳理与界定。作为古代文学经典之作的《红楼梦》，成为高中语文教材“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对象和载体，取代了以往以《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林黛玉进贾府》《诉肺腑》《香菱学诗》《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等选文为标志的“碎片化”阅读模式，既是语文教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毫无疑问，“《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是经典的“文学阅读”，其本质是“文学教育”。文学阅读是一种文学教育，经典的文学阅读是最好的文学教育，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在学术分科愈来愈细致严密、学科定位制约其学科特性的今天，却似乎有了再思考的必要。当《红楼梦》作为“文学阅读”的文本时，它天然地属于“文学”这一学科门类；而若将《红楼梦》视作“文学教育”的选本，教育学的学科特性与功能必定限制了它身为“文学”经典的审美特性和化育功能。那么，“《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的过程与目的，究竟是文学本位的文学感知与审美接受，还是教育学本位的知识获得与思政渗透？换言之，文学教育是文学的，还是教育的？在它前面的问题是：文学是教育的吗？就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而言，诗歌是其最早的代表性样式。《论语》记录孔子的话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在三个层面上确定了诗歌的教育功能：一是可以“兴观群怨”，通过读诗，进而懂得如何感发情志，如何博观天地风俗，如何合群相处，如何批评社会、抒发怨情；二是近可以孝、远可以忠，从悟诗中学会做人与从政的道理；三是可以获取知识，掌握各类自然物的称名及其功用。孔子要求他的儿子伯鱼要读《诗》，如果“不学《诗》，无以言”，不读《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2]。“南”是周公、召公的采邑，地处禹贡雍州岐山之阳（今陕西岐山以南），称为“南国”。周公、召公将文王教化施行到南国，是以在“南”之二地所采的诗，分别名之“周南”“召南”。孔子认为《诗经》是最好的教育文本，《周南》《召南》又是其中经典的篇章，不读这些文学名篇，就无法表达自我，甚至如面墙而立，无所知觉。《论语》不仅确立了儒家的诗教观，它本身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载体。后世文学家将“文章”亦列为教育文本，强调读文和作文有修身、理家、治国的大功用。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提到建功立业的高度：“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3]到宋代，文章的社会价值功用凸显，“文以载道”遂与“诗以言志”并举，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桐城派作为古代历时最长的文派，以古文而雄踞文坛二百余年、培养出千余名作家，乃是因为桐城派诸多重要作家长期从事教育活动，他们以书院讲学或是私授弟子的方式，实施文派的传承。对中国古代文学做历时性的纵向考察，可以约略知道：文学教育是“文学的”，也是“教育的”，因为“文学”本身即是“教育的”。
小说进入教育领域，则是20世纪的事。先是“戊戌变法”前后，一些有志之士开始译介西方及日本的小说，严复、梁启超、梁启勋、王钟麒等人强调小说的政治功用与社会功用，陈独秀发布“文学革命”宣言，钱玄同公开表示小说与戏曲是近代文学之正宗[4]。1904年春夏之际，王国维撰写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专注古代小说的哲学美学内涵，分5次刊载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第8、9、10、12、13期，后收入《静庵文集》于1905年11月出版。“其见地之高，为自来评《红楼梦》所未曾有。”[5]胡适无疑是推动古代白话小说进入中小学教育的领军人物。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宗旨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他认为《红楼梦》等小说正因为是一种“活文学”，才会有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价值；“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在尚无“标准国语”之时，“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而要实施这个主张，首先须“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6]。如何让国人“多读”白话小说？惟有借助教育政策，进入学校教育的渠道，方能广泛实施。经过一年多的思考，胡适的观点逐渐成熟。1920年2月2日，教育部颁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几乎同时，胡适的同乡兼好友汪原放跟随着胡适思想的脚步，开始为标点分段出版《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等4部白话小说做准备。3月24日，胡适做了一次题为“中国国文的教授”的演讲，提出要将小说、白话的戏剧、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这三类文本纳入中学“国语文”课程的教材，其中要“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7]。8月中旬，新标点分段的亚东版《水浒传》出版；11月，亚东版《儒林外史》问世。1921年5月，亚东版《红楼梦》与读者见面。1922年8月17日，胡适在题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演讲中强调，要让白话文学作品进入中学国文教材：“白话文非是少数人提倡来的，乃是千余年演化的结果。我们溯追上去，自现在以至于古代，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很好的白话文，都可供我们的选择。有许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说，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8]这段话透露出胡适已然在斟酌哪些文学作品可以用作中学国文教学的选文。这为他不久后的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1923 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刊布《新学制课程标准国语课程纲要》。其中《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乃由叶圣陶起草，《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即是由胡适起草，分别设定了“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和“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的课程目标。后一份课纲列出必读书目22种，其中纳入了《水浒传》《儒林外史》《镜花缘》3部章回小说，要求均须使用标点、分段、校勘、整理过的版本。《红楼梦》不在这份课纲中，甚至也没有在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课纲中出现，这表明胡适在考虑选目时尚有顾虑，在推崇《红楼梦》为“模范”教育文本的观念和实施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罅隙。但事实上，在1924年至1936间，至少有16套国语文教材节选了《红楼梦》文本作为教学篇目[9]，这还没有把各地中学自选《红楼梦》为课外补充阅读书目的情况计算在内。另一方面，以胡适文化名人的社会影响力和亚东版《红楼梦》的发行力度，《红楼梦》是否在教材选目之内，并不影响各地中小学生以极大的热情阅读这部“绝好的文学读物”。当时有人不满意于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及其对《红楼梦》的推举，曾撰文讽刺那些“新式人物”“时髦的少年”，“扛了一个文学革命的大旗”，以胡适之、陈独秀为“祖师”，以《红楼梦》《水浒传》为“利器”，其实对文学并没有“彻底的觉悟”和“真正的了解”[10]。这段话反过来证明了当时的中学生对《红楼梦》《水浒传》的阅读与追捧到了何等狂热的地步。20世纪很多著名作家都曾说过，是在中学时代就阅读了《红楼梦》并深受其教育和影响。《红楼梦》对丁玲（1904-1986）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她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进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1922年她到了上海，进入陈独秀等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巴金（1904-2005）曾读过《红楼梦》百遍，1923年至1925年间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学习，而这所大学在它还是南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1920年夏天，就接受了胡适关于标点版白话小说的课堂宣传和亚东版《水浒传》的校园销售。吴组缃（1908-1994）小学时读过石印本的《金玉缘》，1921年刚一进入安徽省立八中（宣城），就读到了亚东版《红楼梦》，“行款舒朗，字体清楚”，“阅读中不知不觉用心钻研，仔细琢磨”。《红楼梦》等白话经典不仅教会了当时的中学生如何分段、空行、提格、标点，而且教会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体察人们所说话的神态、语气和意味”[11]，教会了他们如何写作。出生于1920年的张爱玲，甚至在8岁时就开始阅读《红楼梦》，1931年12岁进入上海女子教会中学圣玛利亚女校（St.Mary's Hall）时，她已经读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文本差异；这不仅对她的小说写作影响颇深，而且也为她后来写出那部颇具版本学意味的《红楼梦魇》铺垫了基础。概而言之，作为小说的《红楼梦》，因其带有“模范的白话文学”的标签，以标点、分段的全新阅读界面，借助相关教育政策，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进入中小学校的国语文课程，成为当时中小学生课堂内外的阅读书目，助力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红楼梦》是文学的范本，也是教育的读本。显而易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身而二任，兼顾文学与教育的双重职责；在20世纪20年代，培养教育学专门人才的学科和专业已开始在高校中设置，以经典白话文学作品为教育读本进入中小学课程的做法，实际上也体现了文学与教育的合体前行。只是到了学科分工愈加精细化的今天，人们才会生出一丝困惑：文学是文学的，还是教育的？
文学可以是娱乐的，它使人在生活中生发兴味和快乐；可以是休闲的，如同园林漫步那样轻松；可以是审美的，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和审美的享受；当然可以是也必然是教育的，因为它使人获得知识与成长。读诗和写诗之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不是休闲的，也不是娱乐的，是缓解焦虑的，是宣泄意绪的，也是抒发情感和意志的；当然，读诗也是教育的，如同她指导香菱学诗的步骤一样，林黛玉在诗歌文本的大量阅读中，认知了作诗的规则和方法，在不断的实践中成长为大观园优秀的闺阁诗人。与此相仿，戏曲的文本阅读和舞台演出之于林黛玉，则同时是审美的和教育的。她读完《西厢记》，会援引曲词来讽喻贾宝玉，或是充作抢答题的答案；她听到《牡丹亭》曲，立刻惊艳于【皂罗袍】的文辞之美，赞叹戏上也有好文章；她边观看《荆钗记》，同时就可以借王十朋绕道祭妻的关目，批评贾宝玉城外祭钏行为的不通透。经典戏曲文学在不知不觉之时，开启了林黛玉的自我教育模式。读剧令她的应对更加机敏蕴藉；听曲警醒了她的芳心，情感经历剧烈疼痛后蓦然成长；观戏使她悟知生命的况味，启导她可以用一种冷静的态度用情。即此可知，文学之于林黛玉，更是教育的。这是文学的一种更具精神张力的功用。可知“文学阅读”必然是一种“文学教育”，文学就既是“文学”的，也是“教育”的。这会延伸出一个新的思考：文学“何以”教育？这里“何以”是“以什么”“用什么”的意思。文学以什么教育人？换言之，文学的育人功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仍以《红楼梦》为例，何以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成长空间，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心智、情感、人格诸方面的表现有各种差异？除了遗传基因、原生家庭的差异之外，教育文本和教育持续性的差异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不是所有的闺阁女子都能像林黛玉这样，不断获得经文学教育而成长的时间与空间。《红楼梦》中的贵族少女或多或少接受过家庭的文化教育，会写诗，会品诗，会论诗，也懂观剧和评戏，然而她们对诸多戏剧文本，则往往没有太多的阅读。博识多闻的薛宝钗曾坦言，《西厢记》《琵琶记》《元人百种曲》小时候都是读过的，但大人知道后使用暴力手段，逼使她不得不放弃文学阅读，就此隔断了她接受文学教育的渠道，封闭了她精神成长的空间。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反教育、反文化的行为，但在当时却是一种顺应时代要求的教育行动，它使得这位被隔断者滋生与那个时代比较合拍的认知，后者会潜在地引导她主动去阻断他人经由文学阅读而获得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机会。前节所谓“文学”的概念，除了诗、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之外，还包含“文章经籍”在内。由于阅读文章经籍以求仕进原本就是古代士子常规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追求，因此对这一类文本的阅读不但不在禁止之列，反而成为时代积极倡导和鼓励的对象。所以薛宝钗所叙被“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后“丢开”的阅读文本，是诗、词、戏曲一类纯文学文本而不是文章经籍文本；暴力手段隔断文学阅读的对象不仅是女孩，也包括那些以求取仕进为目标的男孩；逼使他们放弃纯文学阅读的理由和目的，在男子是为了促使他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在女子是为了阻止她们因阅读“杂书”而“移了性情”。由此可知，《西厢记》《琵琶记》及元曲一百种，都在这“杂书”的范围内；不用说茗烟悄悄带进园子给贾宝玉阅读的“外传野史”之类的专供品，自然更在禁止之列。然而恰恰是这一类文学文本，提供给大观园中大多数少年居民以精神成长所必需的良性营养；那些在诗词写作的才智上有所欠缺的青年女子，也恰好是较多地阅读其他类型的读本如女经类或宗教类文本，对诗词、小说、戏曲类的纯文学文本所读甚少，甚或是对任何文学读本都没有阅读量的女子。这些文学阅读量稀薄的女子，不仅诗作没有光彩，猜谜猜的不对，行酒令一开口就错了韵，而且情商也比较低，在相伴多年的贴身大丫鬟被撵的时候，没有表示出一点温情。这说明不是所有的阅读都能令人获得健康的成长。而当文学的阅读量为零或接近零时，当事人的语言表达会变得粗俗不堪（例如王熙凤），即使是出生富贵之家的男子（例如薛蟠）也不能幸免。《红楼梦》对文学阅读之于人的教育作用的情节表现，与孔子所强调的“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因为文学是“人学”，是表现人和教育人的载体。在现代，国内学界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这个理论命题的是钱谷融。1957年2月，钱谷融写了一篇题为《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文中还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诗人指导人们趋向于高尚的生活概念和情感的高贵形象：我们读诗人的作品，就会厌恶那庸俗的和恶劣的事物，就会看出所有美和善的迷人的地方，爱好所有高贵的东西；他们会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贵。”[12]这里谈的是诗歌对读者人性成长的教育作用。23年以后，钱谷融以更为简洁的方式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文学的任务，主要应该是影响人，教育人。”文学以什么影响人、教育人？他继续阐发道：“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13]时隔36年，钱谷融再次申说：“真正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务必是建立在‘尊重人的自然天性’‘珍惜人间一切真情’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文学艺术与人类的生命存在于同一个层面上”[14]，人的天性和人间真情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因而也是文学最值得表现的价值层面。《红楼梦》叙及的男女主人公所阅读的文学作品，诗是杰作，文是佳篇，戏曲是蕴涵民主性精华的经典文本，无不闪耀着“真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正适宜作为成长中的少年男女的教育读本。林黛玉父母双亡，是她可以不受正统教育束缚的现实条件，这使她能够从容地进行文学阅读与诗词写作，接受来自经典戏曲文本的情感教育，自由地伸展少女的天性，从而焕发人性的光彩。作为对比描写，薛宝钗因为原生家庭的干预而阻断了文学阅读的正常开展，文学教育中途搁置，人性遭致挤压，真情受到压制，结果就显得率真不足而淡漠有余。小说写她每每用“冷香丸”来克服先天的“热毒”，正是从寓意层面来表达这一过程。以《红楼梦》所描写的世界为例，也许还不足以回答“文学以什么教育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回溯百年以前，作为优秀教育读本的《红楼梦》，影响那一时代国人精神成长的种种情形之后，就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除前节所叙之外，我们还可再举典型案例作进一步说明。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冰心（1900-1999）不喜欢《红楼梦》。这可能是一种误解。1963年，冰心从作家的角度写了一篇专文来谈《红楼梦》的写作技巧。文中郑重提及：“《红楼梦》这部书，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间，几乎人人熟悉。”冰心1914至1918年在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读书，191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23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冰心所言“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和她同辈、出生于20世纪初、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那一代人。冰心又说她自己是“一个喜爱《红楼梦》的读者”，一个“从事写作、希望从祖国的古典名著里得到教益的人”，平日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就这部小说的某个具体情节“兴高采烈地谈个没完”[15]。显然，冰心受到来自《红楼梦》这部“绝好的文学读物”的影响，能够获得有益于写作和人生的教育，乃与她那一辈人一样，源于她中学和大学时的时代氛围和文化感召。另一个例子是历史文献学家和教育家姜亮夫（1902-1995），这样一位在楚辞学、敦煌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中学时代（1918-1921）是在云南省立第二中学度过的。他曾在1935年写过一篇题为《〈红楼梦〉送我出青年时代》的文章，提到自己爱读的小说很多，但偶然间在书架上发现一部《红楼梦》后，“不料竟成了整个中学生时代的好伴侣。差不多一个中学时代，不曾离过他”。他还为贾府画了世系图，为钗、探、湘、黛画了四张特别大的画像；《葬花辞》读得烂熟；“也陪过黛玉落泪，也陪过宝玉想思，无所不为，只要想得到”，以至于连《红楼梦》的续书和评论都找了来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促使他“学问兴趣转变的一个大关键”。文学阅读让他明白世事，令他知悟人生哲理，使他的青春期成为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16]。百年以前的中学生能以极大的热情沉浸于《红楼梦》的阅读，肆意地想象、落泪，纵声地谈论、争辩，痴迷地背诵诗词、撰写心得，从中获得成长的体验和人生的感悟；百年过去，今天的中学生要完整地阅读《红楼梦》整本书，何以竟成为一件难事？因为40年来的应试教育影响了青少年的阅读思维，与考试无关的人文艺术类书籍几乎全然摒弃于阅读范围之外，经典文学作品所能给予的关于生命、人性、真情等教育资源搁置已久，即便是身为“主课”的语文在高中阶段不受重视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刷题积习甚重，高考语文的阅读材料题不一定需要深厚的阅读积累和良好的阅读感觉就能做出。文学阅读的缺席必定导致文学教育的缺憾，长此以往，将不利于一代青少年的人格精神与生命情感的健康养成。陈平原曾言：“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经典文学的阅读能提供丰富的人生经验。“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味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17]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通过对经典文学名著的整本书阅读，不仅能拓展阅读视野，提高阅读鉴赏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这是“新时代”提炼出来的、与“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高度吻合的文学教育思想，比起一百年来以文学阅读促进生命教育的文学观，更具时代文化的高度和价值内涵的深度。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纪念“新红学”一百年，其意义不仅仅止于对一种研究范式所给出的文学史学层面的价值判断。教育部最新“课纲”明确要求让“阅读整本书”进课程、进教材，“拓展阅读视野，建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数句，可视为整本书阅读的课程目标；“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入学习和思考，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数句，理当视为高中学生的培养目标[18]。新“课纲”目标导向性如此明确，必将对全国中学语文教育起到深度警醒、积极推动和全面促进的历史性作用。这与百年前亚东版《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借助教育部“通令”和胡适“课纲”，以“席卷”的态势进入中学课程的局况相似，昭示当代的“文学教育”会经由经典“文学阅读”而达成人格塑造、“三观”养育的目标的最大可能。两个“课纲”遥隔百年：这一场跨越时空的对望，揭明百年前“新红学”及亚东版《红楼梦》所深藏的文学史和教育史的双重价值。以文学名著《红楼梦》为当代青少年精神成长的教育读本，当在两个层面上思考实现其教育价值的可能性。一方面，在应试教育意识浸润人心已久的今天，面向高中生的文学教育“何以”可能？高中生阅读群体有时间、有勇气去阅读整本书，并获得正面的感悟和心灵的成长吗？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安徽教育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1全国《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主题征文”活动成果表明：这个受众群体不仅能读懂《红楼梦》的主题内涵，更能从中领悟什么是真情，什么是人性，什么事做人的风骨，什么是做事的境界。他们在小学时就知道了《红楼梦》的存在，初中开始阅读整本书，与它相遇、相知、相识、相感，“不断体味人心的复杂与美好，得到一份心灵的宁静与清明”；他们从宝黛追求向往的自由的过程中，体悟出“即使没有炬火，也敢于做那唯一的光”的道理；男生敢于直率地表达为什么喜欢林黛玉，因为“否定的美更动人”“率真的美更可贵”；女生敢于自我反思，“是否还葆有黛玉的那种率真与朴实”？他们感叹王熙凤“掌贾府大权只是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而从未想过要重振贾府”；他们赞赏探春理家所显示的“小女子大魄力，心有规矩不偏私，秉公执事行大义”；他们从晴雯的渥手、撕扇、补裘中读到了晴雯“自我意识的极致彰显”，又从晴雯的断甲中读出了晴雯对现实世界的“割离、放弃、诀别”，悟得晴雯因没有“读书受教育”而致的自我意识的局限性；他们从“真”与“假”的对立中认知探求真假的“过程”的重要性，从而自我勉励：“现在做个深呼吸，备好你名为初心的行囊，开始你伟大的历险，去追逐你心中的‘真’。当然不要忘记，过程，才是真正值得你永远铭记的‘真’。”[19]这次征文活动，中学生应征作品2976篇，涉及作品主题、人物、情节、意象、语言等多个层面，其中对人物形象的评析作品占比最大，达到54.2%，说明中学生受众更关注小说的故事，“对处于故事中心的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生发出自己独到的见解”[20] 。获奖学生的年龄多在15-17岁，其中出生于2005年的最多，占到71.88%，正是二八芳华。作为同龄人，他们的青春生命与小说中的少男少女一起脉动，相对于其他受众群体，因而更具备解读这些文学人物个性的年龄的和心理的优势。因此，宝、黛、探、晴率真的品质与有趣的灵魂会深深地感染这些年轻读者的精神世界，在他们心灵成长的过程中烙下不可磨灭的教育印迹。另一方面，作为实施阅读整本书这一学习任务的教育行为主体，已经做好准备了吗？通过调研发现，不仅“微时代”碎片化、浅表化阅读导致整本书阅读在中学的大面积缺席，功利化应试思维挤压众多中学生整本书阅读的时间与空间，而且作为他们的语文老师，多半也是经过应试教育的训练走出来的，有不少人已形成一种模式化的思维定势，一提到命题制卷就成竹在胸，一涉及指导学生阅读整本书就茫然失措。因此又滋生一个新的问题：文学教育“如何”可能？这个命题给了大学教师介入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途径。大学中文系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有很多是在阅读《红楼梦》方面有深入体悟和独到见解的；尤其是中文师范专业教师，要教会师范生如何指导将来的中学生阅读整本书，以促进师范生的传承使命和职后发展，自己必须承担起正确解读古典名著的责任。循此出发，中文系的教师需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如何结合？传统的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以文学文本解读和文学史研究为主，很少涉及文学教育；确立《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理念并推动其成功实施，可以为促进文学研究向文学教育转化提供样本。二是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如何衔接？专业课程设置对接基础教育需求，是教育部师范专业认证的标准之一；设置“《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课程，重构研讨式、探究式的课堂教学流程，可以为师范生职后发展提供可复制的教学范本。三是研究方案与教育实践如何实施？整本书阅读方案如何进入基础教育一线实施，本身是一项艰难的工程；为基础一线语文教师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方案，可以促进整本书阅读“培养目标”的有效达成[21]。陈平原曾提及，民国时期，历史学家钱穆、吕思勉，文学家朱自清和美学家朱光潜，都是以中学教师进大学教书；但20世纪50年代以降，大学与中学之间存在的不仅是裂缝，而且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这自然与学科分工愈来愈细密、大学评价制度愈来愈体系化有因果关联，语文教育成了教育学科的事儿，而大学中文教师更专注于专业研究成果的获得，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大力介入中小学教育，多少会影响专业著述的速度”；就连大学的中文专业课是否具有文学教育的功能目标都是一个困惑，“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又在‘专业’与‘趣味’、‘知识’与‘技能’之间苦苦挣扎，始终没能找到正确的位置”[22]。要回答前面的问题，需要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并推动实施。大学中文系的专业教师，首先需要拓展红学研究的领域，寻找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与有效方法，改变以往红学研究重理论探讨而轻现实需求、多静态思考而少动态观照的现状，将原本纯文学层面的《红楼梦》研究转向而为文学教育层面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研究，文学研究与教育学研究相结合，在显性的文学教育中渗透隐性的价值引导，以跨界的路径为红学领域的拓展提供新的学术范式。其次，应重视文学教育的价值，推进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紧密衔接，将高等教育《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高中语文阅读教育的应用思维相结合，突破单一的高校文学学术研究或基础教育教育研究的模式，以跨类的多元视野及方法观照并解决当下基础教育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将主题征文活动、讲座授课、教育实习指导等作为衔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桥梁，以适应新时代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满足中学一线语文教师的当下需求，以高等教育的学术优势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和服务。其三，应以经典文化浸润基础教育过程的方式，指导激励中学生以整体观阅读《红楼梦》，养成阅读经典名著的正确方法与良好习惯，提升对母语的审美鉴赏、创造与建构水平，发展其思维能力，生发理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力，为全国高中语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实施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教育资源。“《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是一个具有经典样本意义的时代文化命题，完成这份答卷需要“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23]。这在当前全面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尤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基础一线的语文教师，当主动肩负起新时代所赋予的文学教育使命，首先从自己做起，不仅需要重新打开名著阅读整本书，还要在阅读中形成指导意识、提升指导能力，对阅读指导方案做整体性思考和深层次研究；其次应设计问题单，要求学生课外阅读、堂上研讨，“指定分量——自何处起，自何处止——由学生自己阅看。课堂上止有讨论，不用讲解”；“指定分量之法，须用一件事的始末起结作一次的教材”，“注入式的教授，自不容于当代的新潮流。教员在课堂上，除了补充和讨论以外，实在没有讲解的必要”；第三，需要学生提交成果、给予评价，以验证阅读成效，成果的形式可以是赏析、评价文章，也可以是二度创作，“若是出题目做的文章，应注意几点：（一）最好是令学生自己出题目；（二）千万不可出空泛或抽象的题目；（三）题目的要件是：第一要能引起学生的兴味，第二要能引学生去收集材料，第三要能使学生运用已有的经验学识”[24]。百年以前的演讲中，胡适就已经倡导用“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方式，在国语文的课程中实施进行白话小说与戏剧的教学。针对听众的质疑，胡适坚定地说：“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从国民学校到中学毕业是整整的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25]百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进行《红楼梦》以及其他经典名著的整本书阅读，从理论上说，自然不会高于百年前中学生的阅读难度，而课程目标和教育目标的设定，却又高于百年前胡适所设想的水平。我们也可以相信，以今天高校教师的介入、中学教师的投入和中学生的浸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这一任务，应能很好地推进和完成，也应能达成教育部新“课标”所示的“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形成中学生正确三观”的育人目标。阅读整本书主要在“课外”进行，但文学阅读并不是闲适、随意的课外兴趣活动。这是一种隐性的文学教育，经典作品的人生体验、文化品质和精神内涵，会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发挥重塑青少年价值观、促进人格与心灵健康成长的教育功能。为什么中学语文老师比其他学科老师更容易被毕业许久的学生追怀？是牢固地传授给学生系统的语文知识，还是因为他把学生带入了文学的殿堂，并在文学审美的过程中使学生获得了超前的人生体验和精神价值，而学生们又用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生命时间验证了那些体验和价值？比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价值引领，基础一线教师在文学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腾挪身手，将温情与诗意灌注于教育进程。同样，大学中文专业的毕业生，十年二十年后铭记于心的，是那些曾灌满诗意的课堂、挥洒激情的场面和使学生理想飞扬的老师。时至今日，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中文教师，理当更多一些文学教育的情怀，立足经典文学文本，着力开展研讨式、探究式教学，以促进师范生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意识与能力的养成。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达成用经典文学阅读实施人文教育、养育正确“三观”的目标。[1]俞晓红《〈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理念与实施》，《学语文》2020年第1期。
[2]分见《论语》之《阳货》《季氏》诸篇，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178、185页。
[3]曹丕《典论∙论文》，黄霖、蒋凡主编《中国古代文论选新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4]详见俞晓红《胡适与〈红楼梦〉百年阅读》，《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4辑。
[5]涛每《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清华文艺》第1卷第2期，1925年10月版。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收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6]两文先后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20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分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4-55、56-57、60页。
[7]胡适《中国国文的教授》，原载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8]演讲稿经整理收入文集，题目改为“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见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8页。
[9]参见张心科《〈红楼梦〉在清末民国语文教育中的接受》，《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5辑。
[10]薛竞《中学校国文教授的我见》，《中华教育界》，1922年第1卷第5期。
[11]吴组缃《胡适文萃序》，杨梨编《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2]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1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14]钱谷融《文学是人学，艺术也是人生》，《文汇报》2016 年7月18日第 W03 版。
[15]冰心《〈红楼梦〉写作技巧一斑》，《人民文学》1963年11月号。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著录，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页。
[16]姜亮夫《〈红楼梦〉送我出青年时代》，上海《青年界》第8卷第1号，1935年6月。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收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586页。
[17]陈平原《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陈平原《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页。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
[19]分见安徽歙县中学高二（6）班鲍枝俏《相约红楼》，安徽太湖中学高二（1）班汪寅澜《涸辙鲋小，莫嘲禹门浪高》，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二（18）班项铮《我为何更喜欢林黛玉》，合肥市第十中学高三（2）班程羽晗《只道相思却成空》，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二（16）班陈唐娜《问西风》，淮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二（3）班刘婉婷《说说探春的“大”与“小”》，上海市建平中学高三（9）班刘梦申《〈红楼梦〉中晴雯的自我意识》，北京市八一学校高二（9）班王兆宇《论〈红楼梦〉中的真与假》，俞晓红编著《悦读红楼——2021全国〈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征文优秀作品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74、81、92、95、107、118、79页。
[20]李娜《强化整本书阅读教学，助推中学生素养提升》，《安徽教育科研》2021年11月中旬刊。
[21]参见俞晓红《如何提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有效性》，《学语文》2021年第3期。
[22]陈平原《语文教学的魅力与陷阱》《校园里的诗性》，见《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148-149、22页。
[23]陈平原《校园里的诗性》，见《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24]胡适《中国国文的教授》，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8页。
[25]胡适《中国国文的教授》，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课题“《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系列研究”（批准号：20STA04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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